广州市宏科科技有限公司

医学伦理专家解析“死亡”新标准

国庆长假前,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信函回复中提出:同意脑死亡立法议案,并指出可采取在现行法律中增加脑死亡和心死亡的“二元死亡”标准(即脑死亡和心脏死亡标准并存的法律认定方式),给死者家属一定选择权。

“脑死亡智能网关立法是尊重死者尊严,是社会认同科学死亡观念的标志,更是人类在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等观念上的进步。我国没有关于脑死亡完善立法的历史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终结。”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刘俊荣教授告诉记者。他说,这也是全国医界、学界同仁一同为此项决定的到来努力了几十年的结果。

全国人大同意脑死亡立法议案的消息一出,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刘俊荣按捺不住胸中的感慨:给学生讲了这么多年的医学伦理课,多年的学术调查研究,都是在围绕这些主题下功夫。在前往会议的途中,他就忍不住和几名学者在车上就热议起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,原本学生物科学的刘俊荣,在一次听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哲学课后,决定改弦更张去研究国内起步不久的交叉学科——科学技术哲学。从那时开始,他就一直在关注“生死”问题。

“什么叫生,什么叫死,尚没有统一的概念和科学的标准”,而“脑死亡立法”发展的每一步他都体会真切。刘俊荣说,关于脑死亡的立法,国家相关部门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布局。早在2003年,《中华医学杂志》等主要医学杂志刊登了原卫生部脑死亡判定标准起草小组(下简称“起草小组”)起草制订的《脑死亡判定标准(成人)(征求意见稿)》和《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(成人)(征求意见稿)》,开始广泛征求医学界对脑死亡判定标准的意见。五年之后,起草小组发布了完善后的2009版脑死亡判定标准和技术规范。

距离现在同意脑死亡立法议案又过了将近10年。刘俊荣指出,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用意和公众接受程度的考量。

这些年来,“不可逆的深度昏迷、自主呼吸停止、脑电波平直、脑干反射消失”作为脑死亡标准在部分机构已经在实行并逐渐被患者及家属所认可。“在被人们慢慢接受后,再由法律予以确认,就容易为社会普遍接受。如果民众不认同就打破传统死亡标准仓促立法,恐怕很难推行。”

从脑死亡标准的发展历程来看,这一概念首先产生于法国,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采用了脑死亡的概念。“脑死亡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”,刘俊荣解析,比如,现在所公认的传统死亡标准“心脏停跳、呼吸停止、瞳孔散大”并不是因为立法才成为临床标准,而是法律对科学的确认。“脑死亡立法同样也是法律对科学的一种确认”。

刘俊荣告诉记者,目前脑死亡标准已经在国内的某些机构,比如器官移植机构中实施,“不过脑死亡标准绝不能与器官移植直接挂起钩,这是一种‘本末倒置’,会误解这些年来大家为推动脑死亡立法做出的努力。学医的人很清楚什么叫脑死亡,但对普通民众来说,还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。”

传统死亡标准老百姓都已经接受,而脑死亡后可能呼吸和心跳还会暂时进行,可能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叫“死亡”,但从医学来讲已属死亡阶段,人的生物学和社会功能已不复存在。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说‘死者为大’,应当尊重死者,让死者享受死的尊严。”刘俊荣说,应该更多从这个角度让民众接受,而不是从器官捐献和移植这个角度。

刘俊荣看得很清晰: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立法问题,随着技术的发展,死亡的标准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和变化。“比如现在脑死亡不能救治,也许若干年后技术上可以通过大脑移植、人工大脑等实现治疗,到时候标准也许还会变化。”

“脑死亡一旦立法,还有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需要跟上,否则可能会出现误判和纠纷。”刘俊荣说这些都是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:比如确认脑死亡的人需要怎样的资质?如何避免确认过程中的利益冲突?如何确认代理权?

还能想到的是:现在我们各级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不同,到底哪个层级的机构有能力鉴定脑死亡?如何避免利益的冲突,比如做器官移植的人是否能同时作为脑死亡鉴定人员?“这都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”。

死亡标准是刘俊荣给学生们讲授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内容之一,在教学和生活中,身边的事例常常促使他去研究这一问题。刘俊荣说到近期南平护士死亡工伤认定的案例:南平护士蒋玉玲在工作岗位上陷入昏迷,当晚被诊断为“脑死亡”,经抢救三天之后最终确认“临床死亡”。

按规定,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,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。“如果按脑死亡标准就认定工伤,如果按传统心死亡标准则不属于工伤。”刘俊荣说,将来脑死亡立法后,这种棘手的案例就会迎刃而解。

刘俊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医学伦理学的研究,就敏锐地洞察到医患关系的安全系统问题,在国内最早发表了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医患关系的著作《医患冲突的沟通与解决》。“不过,我最早研究医患关系时,主要关注的是医患关系的‘物化’问题,病人与医生之间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。”

几年后,他研究医患关系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医患冲突,“国家开始重视,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和调节机制”,刘俊荣又开始研究这些法律法规的作用及效果。他着手做了深入的实证调查,“这些措施的效果怎样?医患冲突到底是怎么造成的?这些都在他最新的著作《医患关系调查报告》第一辑里呈现出来 ”。

经过多年的积累,刘俊荣对医患关系的研究深受认可,现在全国的规划教材中关于医患关系的内容多由他来执笔。

近年来,刘俊荣一直在研究如何实现更和谐的医患关系。他认为,“放弃治疗涉及人的生存与死亡,关涉病人、家庭、社会等方面的实际利益,存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,在临床实践中需要慎重实施。”

刘俊荣提到十年前轰动一时的北京朝阳医院“孕妇被拒签致死”事件:一名怀有9个多月身孕的孕妇感染了重症肺炎,因患者家属拒绝剖腹手术不治身亡。“国家赋予了患者和家属充分的权利,但患者家属拒绝治疗,在这种伦理困境的情况下,医生应该怎么办?”目前,刘俊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进行进一步研究。

为了让医生具有实操性,刘俊荣做了一本可供医务人员参考的操作手册《放弃治疗的临床伦理指南》,并曾通过广州市医学会发送到各个医院,作为医院的参考标准和方案。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本放弃治疗的临床伦理指南。

上一篇:电热水器真的安全吗?了解真相我傻眼了!

下一篇:新年伊始,20个好消息从世界传来,让我们喜迎

顶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