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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一案引发的对中国法律的思考

前几日,浙江大学某学生被曝光犯了强奸罪,大概过程就是某名为努某某的男学生和女同学出去喝酒,喝多了,把女同学带回出租屋意图施暴。在女同学威胁要报警时放弃了犯罪行为,并自己去公安局自首。而浙江大学的处理方案激起了激烈的讨论:浙江大学并未开除,而是留校查看一年,理由是犯罪中止。

首先,犯罪中止确实在法律有明文规定,由于犯罪者主观意图上良心发现或者各种各样主观的原因,导致其最终放弃了犯罪行为,定义为犯罪中止。在量刑时,可以从轻甚至不处罚。法院轻判一年半有前例可循,学校轻判也并非不可以。

首先我要提一点,法律的最直接的作用,是让老百姓能够弃恶扬善,而并非是受害者报仇的机构。老百姓此时的意见偏激,是因为名校和强奸二字挂钩,而且还引发了关于少数民族特权究竟是否应该的讨论,从而认为此事应该严惩。当然,还有因为对名校的嫉妒感而促使了对浙江大学的诋毁。但是,法律既然是客观的,就不应该随着主观意志的转移而转移。从不同群体的角度看,这次量刑有认为量刑轻的,也有认为适宜的。法律方面我认为没有什么争议,毕竟实实在在是犯罪中止,还有自首情节,如果和强奸犯一致量刑,等于认为犯罪中止是不提倡的,对于以后良心发现的强奸犯不留活路,恐怕不是一件好事。

如果有人想说以刑止刑,以重刑让老百姓不敢犯。我只能说,古代秦朝就是这么干的,结果显而易见,最后所有老百姓都有罪,逼得各地揭竿而起。说句不太好听的,每个人因为是生物,不可能完全排除欲望,都是潜在的强奸犯,只不过因为环境的不同,激素的变化,而导致最后有人犯罪而有人能够独善其身。在激素迸发时人和吸毒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的,只不过强烈程度不同,但,绝不可能靠重刑就能禁止。重刑反而压制人的欲望,会让强奸率大幅提升,完全违背了让后人尽量少犯罪的初衷。历史有过教训,我就不再举例说明了。

但是浙江大学是否应该开除,这个问题,恐怕得牵涉到五千年以来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一贯政策,就是恩赏有余,刑罚减轻。少数民族大多数是居于边境一带,自夏商周秦开始到今天,少数民族犯罪已经见怪不怪,三天两头匈奴劫东西,羌人造反,胡人没事抢经商队伍,南蛮还需要三国时的诸葛亮七擒七纵才能收复。但是封建政府的一贯政策是,只要你们放下武器,前尘往事一律不予追究。与其说是宽大为怀,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因为边界是疥癣之疾,汉族人不愿意长期驻守在那种严寒之地,即使轮流去驻守更没有人愿意。边境人在苦寒之地,穷则生变,经济不好,没饭吃,自然要骚扰打劫中原老百姓。中原老百姓既不可能灭了人家的民族,即使灭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进入那个地方生活;因为领土也不可能把人家迁入境内,只能适当地给予福利。即使犯罪,也只能宽大为怀,不得已才起冲突,难道你们愿意去苦寒之地打仗或者驻守几十年吗,而且代代如此,有谁愿意?

如果有人愿意的话,浙江大学马上开除他的学籍。浙江大学扛了多大的舆论压力才做出这个决定,如果开除的话,少数民族因为数量少,他们的民族凝聚力是非常强的,要搞事汉族未必能应付得了,到时候你们是让谁去解决这些问题?在上街买东西还总被打劫的前提下,骂浙大当初为什么要招惹这些少数民族吗?是的,少数民族主战场并不在中原,肯定是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一块闹别扭,那跟你们这群吃瓜群众有什么关系?你们到时候甚至会说把领土划出去自治呢。

吃瓜群众和真正民主人士的区别,在于吃瓜群众绝不会和受害者同生死、共进退。舆论不结合实际行动的话,毫无作用。所以,我估计判决不会因为吃瓜群众的意见而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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